唐杰：深圳经济转型与未来城市发展策略 | 学术季
导读
9月19日，2020中国城市规划学术季之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学术委员会年会以云端会议方式（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设置分会场）如期召开，会议主题为“后疫情时代城市经济的转型与创新”。深圳市前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唐杰在会上作题为“深圳经济转型与未来城市发展策略”的主旨报告。
本文字数：4538字
阅读时间：15分钟
作者 | 唐 杰
深圳市前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一个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即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这一阶段也会表现为一个明确的空间转型的过程。这样的空间转型，对于我们而言需要更加关注的是国内大循环主体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我认为空间上就是一个城市群发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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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创新与高质量发展
从深圳的增长来看，过去40年增长的情况看，深圳是从超高速向高速、向中速、最后向全国平均增长率靠拢的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深圳每10年会出现一个因转型而产生衰退的周期。1985年出现过，1995年出现过，2000年到2003年持续到2005年也出现过，然后到2015年又存在这样一个转型衰退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大量产业外迁的过程。深圳由低向高、渐进持续的转型升级可以分成5个阶段：
1
第一阶段
1985-1995年，深圳是一个工业化开始的过程，深圳就靠OEM模块化分工体系加上廉价劳动力，提出全球分工体系，以低端生产支持超高速增长；
2
第二阶段
1995-2000年，当大规模的“三来一补”向生产要素更廉价的东莞转移，深圳的“三来一补”就逐渐消失，出现了大规模模仿性生产制造的著名现象；
3
第三阶段
2000-2010，深圳“山寨”开始向深圳“制造”转变，形成具有核心技术能力的分工协同产业链体系。这个过程的代表如华为、中兴、比亚迪，也包括大族激光和迈瑞这一代新的制造性的产业；
4
第四阶段
2010-2020年，从深圳速度走向深圳质量，从深圳制造转向深圳创造。大规模结构调整之后，深圳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新能源等领域取得了全球的竞争优势；
4
第五阶段
2000年以来，也可以说从2005年开始全面实施的过程，深圳全面进入科学引领创新时期，更多地从专利技术走向原发性科学研究，这个过程显著提升了企业和产业竞争中的科学含量。
从目前情况看，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城市规模过大。不仅是深圳，我国核心大城市都出现了集聚带来的负效应，劳动力成本上升，交通运输的优势下降；外部情况也面临较多的贸易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需要讨论城市化过程和产业链过程之间的相互耦合和匹配关系。
02
关注创新发展中重大经济与空间特征
1
科学发现成为增长的重要内容核心
首先，科学发现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内容。我国过去40年的城市化、工业化处于一个跟跑阶段，在向并跑阶段过渡，要在部分领域真正实现领跑，转换增长的方式就需要从工匠精神到专利技术。同时要从简单的工匠精神走向科学发现、走向产业发展，这就是著名的巴斯德框架。在这样的增长框架下，未来要发生的变化推动着空间点上大学与产业的结合，推动人力资本、科研成果的市场化。
北京是全球最重要的科学发现城市，每年的SCI就有20万。假如以SCI发表量代表科学发现量，长三角（包括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与京津冀大致相同。其中上海是北京的一半，而珠江三角洲或大湾区（即深港穗）数量与上海相当，科学发现水平存在明显滞后。
依据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公布全球前100个创新中心的分工，把国家创新体系放在实证角度来观察（纵轴是论文数量，横轴是专利的对数），2018年深圳和香港占全国专利数量的并列第一位。深圳40年来，从极低端的“三来一补”走来，却已成为产业创新最密集的地区。
任正非最近在复旦、南京、东南等大学的讲话表示：华为在面临着美国如此强烈、以国家之力的打压之下还能够生存，基础理论对于企业的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华为希望和这些大学合作，基础理论研究和公司应用研究才能结合。这是未来经济变化的趋势，也可能是空间变化的趋势。
2
核心城市从产量规模大企业聚集，走向创新成果与中小企业聚集
从深圳的情况看，过去40年就是从量到质的重大变化，从大规模企业集聚走向创新成果和中小企业并存的过程。深圳的劳动力规模，1980年是15万、1990年109万、2000年500万、2010年800万，到现在稳定在1000万。深圳的企业数量，1980年不到1000家，10年之后达到2万家，再10年之后达到10万家，再10年之后达到36万家，目前稳定在200万家左右。实际上出现一个过程：大规模的创新经过企业纵向的网络联系，构成了一个大规模中小企业的创新和大企业生存的共同局面。产业创新推动过程正处在从简单低阶、靠着产量规模走向复杂高阶、靠着价值规模来转型的过程，这样的转型在空间上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
深圳劳动力就业数、企业数与企业人均员工分布情况
（单位：万人）
日经中文网上提供了华为两代产品之间的变化。华为4G时代，美国产零部件占10%，到5G手机只有1.5%了（只有康宁玻璃）。美国目前是要置华为于死地，因此在最高层面采取的措施有：用美国装备生产的芯片、用美国软件设计的芯片，都不能提供给华为。所以虽然美国不能够在生产过程直接控制华为，却可以在更高端控制全球产业链控制。
华为4G与5G手机零部件产地比较
华为“Mate30”主要零部件厂商与成本
华为9月15号就已经没有（新生产的）芯片了，库存芯片用完后，华为要想在国产芯片出来之前生存，可能就要靠鸿蒙操作系统：通过鸿蒙系统创造出一个苹果式的生态链，从而走向高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预计国内的传统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产业在大城市一定会走向衰落，复杂产业链则会不断地发展。总之，对未来的判断包括：
（1） | 传统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衰落； |
（2） | 强化创新，以复杂产业链为支撑的双循环； |
（3） | 适时研究服务贸易发展； |
（4） | “卡脖子”领域，加快构造国内产业链，以技术与市场规模优势形成竞争优势。 |
3
城市空间结构随创新深化而改变
城市空间结构也会随着创新的深化而变化。深圳过去5年最重大的变化就是两大科技城的建设，另外未来深圳和周边城市的规划会发生重大调整。
第一个科技城就是光明科学城（99KM2），建设大规模的科学装置，如脑科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以及大量的产业转化区域；同时在已经成熟的大学云集地区，建立一个西丽湖国际科教城（70KM2）。这样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学走廊上出现了三个重要的点：第一个点是深圳香港科技合作区；第二个点和第三个点就是上述的西丽湖科教区和光明科学城。这条走廊途经松山湖到达广州大学城。未来的空间结构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过去40年以工业为导向的规模空间规划基础。
光明科学城规划结构
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区位示意
深圳五大区创新创业区位优势比较
顺应这个变化，深圳的5个大区都可能发生功能性的调整。如南山区是目前中国上市公司、专利技术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南山的专利技术在软件、互联网、科技、专业服务、研究开发等方面尤其突出；福田作为中心区，最突出的产业特征是专业技术服务；宝安、龙岗是制造业大区。所以深圳的产业出现的空间分布状态，是很明显的对冲性变化，在这个变化下可以看到从左到右主要行业企业创新的分布，福田、南山是以互联网软件为中心，到了光明、坪山是以公共设备制造，像宝安、龙华两个核心制造大区是计算机、通用设备和仪器仪表，区域增长的格局很清晰。
从深圳各区创新企业主要行业看南山比较优势
数据来源：深圳市科创委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数据库
4
科学引领与显著的跨城市的空间协同
在2020年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前100个创新中心，广州、深港合并为“深圳-香港-广州”，这个区域正在构成一个聚集化创新区域，处在全球第二的位置，北京在全球排第四。“深圳-香港-广州”作为一个科学和产业的区域，和东京的差距在缩小。这意味着未来科学引领将需要跨城市空间协作，广东和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发生这样的变化。未来正处在从行政城市走向空间城市的时代，经济活动大规模跨越边界，构成一个城市之间空间上合作的空间城市。
2020年全球前100名创新中心
数据来源：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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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政城市走向空间城市
在深规院一项关于临近深、莞、惠行政边界的乡镇单元的调查中，在临近深、莞、惠行政边界形成共有城市2400平方公里，已经大于深圳的面积了，这构成了一个新的城市合作空间，意味着我们城市化、城市群走向一个空间城市过程。这样一个城市区，占三市总面积的15%，占总企业数的28%，居住人口将近2000万，工作人口数量654万。
临近深莞惠行政边界地区产业类型分布
临近深莞惠行政边界地区产业类型比重
就业人口学历结构与跨城通勤比例
数据来源：深规院研究团队
这个调查报告中显示了这个地区有很大的通勤交通量，也显示了不同城市不同的倾向。制造业方面，从东莞方向向深圳靠拢的地方区位商达到1.49，从深圳方向向惠州靠拢的区域区位商达到2.08，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趋势和深圳的区域类型是非常类似的：核心区域走向软性创新，边缘区域走向制造创新。在边界两侧区域同时体现。深、惠之间则看到：大规模的制造业从深圳的中心区向深惠边界扩散。深圳的辐射正在扩大，这样的一个过程持续向北会怎么样？所谓的城市群讨论，当我们离开空间城市的概念是无法讨论的。
6
探索创新增长时代的空间城市聚集与扩散机制
大量的产业从深圳退出之后，大规模的人口流入、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房价上涨，深圳还能不能保持增长？这是深圳到目前关切的，也是全国都比较关注的。根据斯德巴尔的研究，城市规模越大，它的人均收入是越高的，而且随着时间变化不会改变大城市人均GDP指数。这是和传统的认识是不相同的。大城市能够保持高的实际人均收入水平，一定是一个创新的过程、一个创新聚集扩散再聚集的过程。
斯德巴尔人口规模与4项收入指标的关系
所以从深圳的情况看，从2010到2015年开始新一轮调整，可以看到深圳向外扩散的过程在持续，这一过程推动了深、莞、惠的城市空间规模扩大。深圳扩散出去更多的是制造业，或者是产业的制造环节。经济学长期增长视角应当是，创新不是偶发现象，是持续不断的过程。创新与创新的深化是长期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社会财富的增长及人均收入增长的基础。 创新对空间均衡的冲击常态化，创新引发了可以持续的空间集聚，创新在空间集聚过程表现为创新租金。创新空间集聚效应决定于创新要素累积，是内在的空间要素结构动态调整过程，构成了内生的创新-空间集聚-再集聚的循环累积。
时空结合的MAR创新过程为：先是大企业产业的集聚，造成了劳动力、人才、市场外部空间，马歇尔变成一个外部规模经济；阿罗的空间经济增长集聚来自于“干中学”，空间集聚的收益比成本大的时候就必然会聚集，反过来就会扩散；然后是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他的空间化特点在于知识的双重性，专业化分工创造了竞争性的知识，大规模产业和科学机构的聚集创造了可以持续的公共秩序。在这一秩序下，大城市的创新就会比周边城市高。在这样一个扩张的过程当中，只要出现了低聚集收益的产业向外扩张，大城市持续增长就可以持续。
时空结合的MAR创新过程
创新租金的时空动态
03
小 结
深圳空间演化的基本特点：城市空间出现了明显的分工，制造业和软性创新正在分离。在这样一个分离的过程当中，它出现了跨区域的合作，高新技术创新走廊正在形成，未来我们需要采取更多的市场化措施，推动产业从行政城市向空间城市的转变。在这个转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东莞和惠州对深圳的需求，不仅仅是制造业，更希望能够在软性的创新上向深圳靠拢，能够产生软性创新的聚集优势。
因此，有效空间城市的形成一定依赖于公共服务的城市之间均等化，这样一个均等化过程其实是可以打破的。如华为就在向松山湖扩展、进而引发大规模通勤交通的增长。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从松山湖和深圳相比，公共服务水平如教育医疗以及其它公共服务还有差距，这些差距逐渐缩小的时候，空间城市就会稳定、就会向更大的范围过渡。
供稿单位：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学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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